唐玄宗时，还一度改江州为浔阳郡。《旧唐书·地理三》江州条载：“天宝元年（742年）改为浔阳郡，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复为江州。”因此，唐代既有浔阳县，亦有浔阳郡。但浔阳郡仅存在十七年，旋即复为江州。
二
在《二十四史》中，“寻阳”作为地名或封号，被载入下列正史者有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南史》《隋书》，足见其地位之重要。
检索上述十一部正史可见，史传中频繁出现“寻阳”，表明自汉至隋确为此写法。但“浔阳”亦出现两例：一为《三国志·吴书·诸葛传》载：“出住江渚一月，图起于浔阳，诏诏相衔，徐乃旋师。”一为《晋书·后妃·安德陈太后传》云：“安德陈太后讳归女，松滋浔阳人也。”此二处所指“浔阳”，均为故址在江北黄梅县境的寻阳县。
西晋，扬州（局部） 来源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这种写法并非“寻”“浔”通用的反映，而是唐代以后抄写、刊刻失误所致，且仅此两例。事实上，隋代以前的古文献一律作“寻阳”，并有实物出土为证。传世东汉白文篆书“寻阳令印”，“寻”字不作“浔”（该印谱载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微存》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58页），即为最有力的佐证。
将汉晋六朝地名“寻阳”改作“浔阳”，其滥觞在唐代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通典》已开其端，为后世沿袭提供了错误依据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江州条云：“至（晋）惠帝，分庐江之浔阳、武昌之柴桑置浔阳郡。”《通典》卷182亦载：“……后又置浔阳郡，宋、齐亦为浔阳郡，皆置江州。”二书为类书重镇，历来颇受学者推重，后人多有征引，其讹误因而影响深广。
此外，唐以后人们书籍中多见“浔阳”，少见“寻阳”，习以为常而不加考辨，甚至将城址在江北黄梅县境的汉晋寻阳县、城址在江南九江县境的六朝寻阳郡，以及城址在今九江市区的唐代浔阳县，误作一地、混为一名，认为其城址皆在九江市区。至今仍有类似情况发生。笔者近年还发现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在《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通告》《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》及《历史文物陈列解说词》中，将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六朝寻阳城址误写为“浔阳城址”，对不了解历史沿革者而言，难免造成新的误导。
三
造成上述错误，除前述原因外，还有一种自以为出自“考证”的说法，其影响与危害尤甚。清乾隆年间，九江知府董榕撰《浔阳考》一文，即为典型。其文称：“其‘寻’字加‘水’为‘浔’，自《梁书》浔阳王大心始也。”（清同治《德化县志·地理沿革》）董氏以梁萧大心为界，认为此前为“寻阳”，此后改称“浔阳”，后世亦有人沿袭此说。然此论并不确切。
查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、经点校的《二十四史》，参照善本甚多，其中主要依据宋版大字本，亦称“百衲本”。今行本《梁书》中，“寻阳王大心”之“寻”字并未改为“浔”，凡涉及寻阳者，亦一律未作改动。由此可见，董榕所据《梁书》并非官修善本，而是坊刻版本，其所谓“寻”字加“水”为“浔”，或系刻本讹误所致。董氏据此立论，实属轻率。
唐，江南西道（局部） 来源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以“寻阳”为地名用作封号者，亦不限于《梁书》所载“寻阳王大心”。东晋至陈，各代皆有其例，兹举例如下：
东晋 周访，封寻阳县侯（《晋书》，1580页）东晋 成帝女，封寻阳公主，夫苟羡（《晋书》，1980页）东晋 简文帝女，封寻阳公主，夫王祎之（《晋书》）东晋 安德皇后母，封寻阳（《晋书》，975页）南朝宋 孝武帝子，封寻阳王，名刘子房（《宋书》，481页）南朝齐 王敬则，封寻阳郡公（《南齐书》，481页）南朝齐 王敬则妻怀氏，封寻阳国夫人（《南齐书》，481页）南朝齐 王敬则母，封寻阳国太夫人（《南齐书》，482页）南朝梁 简文帝子，封寻阳王，名萧大心（《梁书》，613页）南朝陈 宣帝子，封寻阳王，名陈叔俨（《陈书》，370页）
由此可见，上述封号中，无一例将“寻”字加“氵”为“浔”。因此，董榕所作《浔阳考》一文，并无史料依据，其说不足采信，当束之高阁。
（原载《柴桑考古集》2002年12月版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